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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系七年数十起打人事件项目快跑管理窝路

2018-09-29 10:12:20

中铁系七年数十起打人事件 项目快跑管理窝路

5月2日17时许,在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山西灵石段,中铁十五局和山西润途路桥有限公司方面发生殴斗事件。此次冲突共造成“山西润途”8名员工受伤,4台车辆被砸。其中4人受伤较重。

而此前一周,4月27日下午,河南三门峡卢氏县朱阳关镇河南村,该村20余名村民因为征地一事,被300余名中铁十一局工人打砸,8名村民受伤,3户村民家玻璃被砸毁。

据现场的目击者称,围攻者一律头戴黄色安全帽,手里拿着钢筋棍、撬杠、洋镐,疯了一样打砸

上述两起冲突,仅仅是过去五年来中铁系(包括中铁建,CRCC;中国中铁,CREC)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发生冲突的冰山一角。

中国中铁(601390)下属的公司包括中铁一局到中铁十局,另外还包括中铁隧道局、中铁大桥局,而中国铁建(601186)的下属公司则是中铁十一局到中铁二十五局。

据见诸报道的统计显示,自2006年起,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两家公司与河南、山西、云南、四川、兰州、湖北、贵州、陕西等地的居民或建筑工人发生冲突13起,其中6起持械伤人;除此还有民爆料的打人事件26起。本报根据上述事件统计核实,在过去7年,两家公司在施工或者征地纠纷中,至少发生30余起打人事件。

其中,发生事故较多的为中铁五局、二十三局和十一局,在过去7年中各发生过4次暴力冲突;中铁十五局和中铁十局也分别爆发3次冲突。以时间为统计年限会发现,早年暴力冲突尚少,从2009年开始大幅增加,2011年可供公开查询的冲突事件就多达9次,2010年、2012年各有7次,今年的冲突事件最多,刚半年不到,暴力冲突就达7次。

接近铁路系统的消息人士认为,真实的冲突事件只多不少,有些没被曝光罢了。

七年数十起打人事件

初步梳理可供查询的案例发现,过去8年,中国中铁在各地铁路施工过程中与当地居民或者为之工作的建筑工人发生13起冲突事件,其中多起与“讨薪”有关。

比如中铁十局2008年在修建温州隧道工程中,其员工黄某殴打讨薪民工10余人,致伤多人,最后自己也进监受罚,被判6年有期徒刑。2010年中铁一局五公司在云南红河州屏边县境内修建蒙河铁路,该项目因拖欠建筑工人工资,有20余名民工前来讨薪,中铁一局五公司上述项目经理范世鸿唆使十余名工人手拿砍刀、铁棍等凶器上前驱逐和殴打民工,当场造成5名民工被打伤。据称,事件发生后,中铁一局五公司蒙河铁路项目部对受伤工人亦不管不问,后续亦没有人被追究。

除讨薪是暴力冲突的一大原因外,因拆迁引致的与当地民居的冲突更是频繁。

2011年8月6日,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中铁五局巴南高速D6合同段项目部联合社会力量,对当地群众进行殴打。事件起因源于工程施工所造成农民房屋损失没有妥善解决。8月7日,当地群众阻扰工地施工,引起更大的冲突。

2012年10月5日,中铁五局长韶娄高速第九合同段项目部党委书记冯忠孝组织人员,对因征地过程中存在问题而“抗议”的农民进行殴打,在此过程中,有人被打成重伤。

有些冲突与讨薪和征地拆迁并无关系,只是两家公司员工与当地村民积怨已深,稍有小冲突就发酵成大事件。2013年2月13日,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甲村村委会岩村小组被中铁隧集团的员工进村“大抢掠”。富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裕江事后向多家媒体证实了此事。据其介绍,2月12日,中铁隧道集团的两名员工骑摩托车路过岩村,因路面泥泞,泥水溅到了几位年轻村民身上。村民便向他们索要600元人民币,随后又殴打了二人,造成人员受伤。13日,中铁隧道集团上百名员工便对村民实施了报复,事后统计,中铁隧道集团共对岩村56户村民进行了打砸。

由于打人事件部分来自公开报端,一些则来源于民的报料,中国中铁方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并不愿意予以证实,并告诉该去问中国铁建,“他们的事情才多”。

中国铁建确实是发生冲突较多的铁路施工企业。公开可循的数据显示,该公司过去7年共发生大小冲突26起,其中不少已经见诸报端,可被证实。

据公开报道,2013年4月14日,河南省潢川县,因为修建宁西铁路复线要征用土地,中铁十三局赔偿不到位就开始施工,遭到村民阻止。中铁十三局300余人,统一着装,开着30多辆车,每个人手持一米多长棍棒见人就打。据被打村民回忆,这300多人大部分操着外地口音,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见村民拿拍照便强行夺取,现场共有30多部被砸碎。

4月16日,潢川县政府对“414”铁路施工冲突事件进行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全面进入调查处理,受伤人员正及时治疗,铁地双方正积极做好善后工作。宁西铁路项目指挥长姜保权、党工委书记潘忠志、所属第二项目部经理王学民、党支部书记刘吉印停职反省。

但就在几天之后的,同样是在河南省,又发生了几乎一样的恶性冲突。4月27日,因为修高速征地,河南卢氏县河南村下西组20余名村民被300余名“中铁十一局”人员殴打,8名村民受伤。中铁十一局九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楚代阳说,由于村民阻挠施工,工程已停了四天,他们“(除了打人)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项目“快跑”、管理“窝路”

了解到,发生暴力冲突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欠薪、有的是征地矛盾、有的是与其他公司合作生变、有的则是琐碎的小事引爆的冲突案。在这些冲突中,爆发最为频繁的是欠薪与征地矛盾,深层次原因是过去数年铁路大跃进发展,全国铁路建设工程项目大幅增长,铁路建设项目遍地开花,有不少项目根本没有完成拆迁和资金准备就仓促上马,建筑单位的管理也未能及时跟上。

“他们经常只是为了吓唬对方,倒不是真的想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认为,根子问题不在企业员工身上,往往是铁路业主方的。照理说一条铁路进入施工阶段,政府和业主应该交给施工队的是三通一平的土地,没有征地的矛盾遗留。十年前类似冲突虽有发生却不常见,近几年因为铁路跨越式发展

,往往边设计边拆迁边施工,如此一来,没有解决的土地矛盾都爆发在一线施工的铁路施工队身上。

以2009年12月为例,当年从12月27日开始,铁路系统每天都有新的项目开工,有时一天就有多个建设项目上马。

12月30日,宁波铁路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约达99亿元,包括货运北环线新建、宁波站改建、北站拆迁三个项目,计划工期4年。

12月29日,郑州三条城际铁路项目一起开工,同日开工的还有包兰铁路惠农至银川段新增第二线。

12月27日,广西开工建设五个铁路项目,其中包括投资近900亿元的云桂铁路。同日,云南省也拉开了云桂铁路云南路段的建设步伐。

同日,内蒙古又一条煤炭出区通道--张唐铁路开工建设,该铁路总投资约399亿元,是一条以煤炭运输为主、兼顾地方客运的大能力Ⅰ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工期4.5年。

也就说,2009年12月27日至30日四天内,新开工的铁路项目就达11个。

铁道部统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1~11月份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约为4492亿,同期增加约1982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9%。类似巨额增幅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频繁发生。

当时铁道部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只忙于快马加鞭催促各铁路项目落地,鲜有考虑相应的征地拆迁工作和资金工作是否到位。其遗留问题却造成各地冲突不断发生。

在整理的案例中,多起暴力冲突确实都与当地村民和居民不满征地补偿标准而阻扰施工有关。

而在采访基层铁路施工方过程中,施工方感到很冤枉,认为自己只是按合同施工,却无辜卷入地方政府、业主与当地居民的土地矛盾,并成为其牺牲品,毕竟这些企业最怕的就是“拖”。

在穗深莞轻轨施工的中铁十局负责人向表示,该路段该局投入建筑工人近千名,另有管理人员100多名,每年开支在1000多万元以上。而这条全长74.7公里的轻轨线,共有像中铁十局一样的建筑施工单位15个之多,每家入场成本都不低。一旦发生工期延长,损失不小。

王梦恕向透露,施工队入场后拖不起,轻轨运梁的设备造价1000多万,只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因此通常需要运送该设备在不同工地上使用,一旦有的地方拖着,不但会影响后续计划,设备和人员的每天开支也多达几十万,拖一天就损失惨重。

王梦恕认为,中铁工和中铁建两家公司,一个50多万人,一个30多万人,都是老国企,积习很多。管理上仍旧集约化、军事化,管理比较粗放。由于每个局至少一万人,有的分局员工好几万人,每年营收至少需要200亿-300亿才能养活一个局,但是近年铁路形势不佳,各局经营的压力较大。

一旦出现征地矛盾拖延工期的事情,施工的工程局不但要多出延期支付的成本,还要赔偿施工合同的违约金,更要被集团处罚。因此很多施工队为了避免追责,采用了野蛮的手段。

欠薪冲突频发的原因,也与铁道部一味上马新建项目而不顾资金实力有关,加之过去两年铁路建设降温,铁道部资金链紧张,导致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应收账款高企,无钱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

中国中铁的年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中铁的应收账款余额高达1009.7亿元,再创新高。该公司过去三年应收账款逐年增高,2011年为963.45亿元,2010年、2009年则分别为814亿元、662亿元。该公司高管坦承,“项目业主普遍资金紧张,特别是铁路项目业主建设资金不到位,无法按合同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及正常的验工计价款。”

管理粗放

上述深层原因,揭示了发生在铁路建设沿线的暴力冲突,由诸多复杂外因造成。但是否也与两家企业的管理失控有关呢?两家公司在频繁爆发的冲突之后,对事件的调查和结论是什么?又有怎样的反思和调整,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从四月下旬开始就向两家公司提出这些疑问,但是发稿前均未获得正面回应。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宣传部要求按照该公司章程走程序列提纲、发传真,然后等待回复,但此后一个月内反复催促该公司予以答复,都没有结果。5月20日,中国中铁在本报一再追问下表示“没什么可说的”。

中国中铁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则称自己并没有看到采访提纲,不了解情况。但蹊跷的是,该自称“不了解情况”的负责人,却知道同期正与中国铁建宣传部沟通同一采访,建议应该去问问中国铁建方面的回答。

对中国铁建方面的采访也一再受阻,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忙于“天价招待费”的处理事宜,暂时无法回应暴力冲突的采访。另外称考虑到短期内该公司负面过于频密,希望暂缓关注。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公司上下已意识到这类冲突事件的严重性,也在考虑解决方法,但暂时还没法公开。

从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下属各局的管理人员了解到,多年来,两家公司面对层出不穷的冲突事件,处理态度很淡漠,并没有从管理机制上予以有效反思与制止。除了部分暴力冲突当事人被追究刑事外,更多事件的涉事管理层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

2009年7月13日,中铁二十三局大瑞铁路项目部在与讨薪工人对峙过程中,殴打工人并造成其中一名工人刘期贵死亡。该项目部、云南大理州永平县政法部门等多个部门参与善后工作,以项目部出资33.8万元加上其余赔偿4万元余,了断民事赔偿。据消息人士称,事后,项目部经理张之兵调回总部,并办理退休,副总经理则出逃。不过该消息并未获中铁建的证实。

2011年6月8日,在汉源承建雅泸高速大相岭隧道过程中,因破坏当地水源,中铁十二局与四川汉源县双溪乡申沟村5组村民发生冲突,十二局项目部党委书记陈宪忠指使人员用钢棒刀具等凶器对村民实行殴打,同时用十二局皮卡车冲向村民,致使8人受伤,4人重伤,2人昏迷。这一事件也未能获得中国铁建的证实。但是据十二局官显示,陈宪忠现任十二局三公司项目部党工委书记。

王梦恕认为,中铁公司通常对于这种事情只是教育教育就完了,并不会处分当事人和管理人员。“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没法解决,根子不在公司”。

不过,中铁建总裁张宗言于4月23日在《中国铁道建筑报》撰文称:“为什么在基层单位会不时发生和暴露令人难以置信的管理丑闻?近期为什么会在工地发生安全事故和打架斗殴事件?根本原因就在于管理粗放。”

张宗言表示,企业基础管理薄弱的问题由来已久,像中国铁建这样的兵改工企业,基础管理薄弱的情况更严重,过去主要是管理战士,后来主要是管理农民,基本没有管理产业工人的经验,该公司的所属单位又绝大多数是生产单元点散、线长、面广的施工企业,真正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实现起来十分困难。

张宗言称,“管理粗放,是我们的难言之痛,也是制约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的内在原因,必须将其作为企业管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下大功夫逐步加以解决。”

央企形象如何维护

这类暴力事件的解决之道,除了寄望两家涉事公司完善内部治理,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要求其整改,重树央企形象?

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标雯认为,这类事件难以引起公司重视,主要是因为虽然这类事件对公司的影响主要在商业形象上,还无法影响公司到利益的程度。他指出,事实上,这类暴力冲突事故,尤其是征地拆迁或欠薪问题,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受限于我国的执法环境,并不是以商业纠纷或者经济纠纷出现,而是被视作维稳等政治事件,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

因此,国内政府和证监会一般会冷处理该类冲突,只要不要涉及生产事故,就很难对这两家上市公司予以处分。交易所也比较难要求涉事公司就此类事情进行规范管理。

中资律师事务所律师韩传华则认为,证监会和主管部门是否介入,或者股民是否因此类冲突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索赔,需要看这一事件是否使上市公司利益受损。

名誉损失虽然是损失,却不好量化。韩传华指出,更好操作的量化损失是来自诉讼或者其他索赔要求。如果被中铁建或者中铁工公司殴打的村民或民众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索赔,则公司内部需要明确追责,失误人是谁,哪些高管的过失导致公司利益受到损害。这样的过程,才能督促公司内部进行追责和反思,做进一步的公司治理。若不追责,股民无法提出公司治理的要求。

周标雯指出,公司美誉度对于这两家央企或许在国内没什么用,但对两家公司往海外发展却有不小的影响。“有些国家对投标企业的参与,除了考虑其资质和能力,也会考量公司的美誉度。”

或许,这个原因可以成为督促两家企业进行公司治理的最有力催化剂。

由于国内铁路建筑市场的萎缩,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两家公司为了维持庞大的业务量,正在积极进军海外市场。

根据两家公司2012年的财报,中国中铁去年海外业务合同金额为220亿元。截至目前,中国中铁已设立境外公司59个,各类办事处、代表处53个,项目工程承包之足迹遍布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东、南太平洋等5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中铁今年1月16日召开2013年1季度外经工作视频例会上,该公司总裁白中仁提出了建立“大海外”平台的设想。

中国铁建的海外战略更大,该公司去年新签海外合同额达733.407亿元。截至2012年底,集团海外经营业务遍及世界59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拥有在建项目共379个。该公司还准备将海外项目的比重提升至30%以上。即意味着海外项目的合同额将较目前翻一番以上。

只不过,来自海外市场的约束力,对于央企重塑内部治理的倒逼力量究竟又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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